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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贵州百灵（维权）实控人姜伟与纾困方华创证券之间的诉讼纠纷持续发酵，引发市场广泛关注。这场始于2019年的“纾困合作”，在几年间从“资本佳话”演变为对簿公堂，不仅暴露了双方在股权、财务与控制权上的多重矛盾，也为当前A股市场中频繁出现的股权变更与纾困模式敲响了警钟。
治理结构风险：纾困方“越位”与实控人“失控”
根据双方协议，华创证券最初以财务投资者身份进入，承诺不谋求控制权。然而在实际纾困过程中，华创证券逐步委派人员进入贵州百灵董事会及管理层，甚至一度掌控公司公章、财务章及关键子公司运营权。姜伟方指控华创证券“以帮扶之名行控制之实”，严重干扰公司正常经营决策。
与此同时，实控人姜伟的股权质押率长期居高不下，至今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已100%被质押，且面临多笔债务违约风险。公司治理实质上陷入“双头博弈”状态：一边是纾困方深度介入日常经营，另一边是实控人财务承压、话语权旁落，导致企业战略执行与内部管理效率大幅降低。
财务与经营风险：业绩亏损、戴帽ST与融资受阻
贵州百灵自身经营层面亦不容乐观。公司2023年归母净利润亏损4.15亿元，且因财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，股票自2024年5月起被实施ST处理，市场信誉受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导致公司“戴帽”的财务问题，部分源于华创证券派驻高管举报自身分管业务，凸显内部治理已演化为公开冲突。
在融资与战略引进方面，公司屡次受挫。姜伟方称，华创证券多次阻挠其引入包括四川发展、山东信托等在内的战略投资者，导致公司未能通过股权融资缓解债务压力。原有的“纾困”不仅未改善现金流，反而因内部僵局使公司错失多次发展机遇，形成“纾困—僵持—经营恶化”的恶性循环。
法律与监管风险：诉讼叠加、立案调查与退出无解
目前双方已进入司法攻防阶段。华创证券诉请姜伟方面偿还纾困本金、利息及违约金共计超17亿元；姜伟则提起反诉，要求华创证券按约减持股份并赔偿股价损失。更为严峻的是，2025年12月初，姜伟因涉嫌内幕交易、信息披露违法等被证监会立案调查，为纠纷解决再添变数。
纾困基金原定于2022年至2024年间分期退出，却因双方在回购、减持、支付等方面各执一词而陷入停滞。华创证券作为纾困机构未能实现资金安全退出，姜伟方面也未能通过回购恢复股权完整性，纾困机制在这一案例中几乎完全失灵，最终演变为长期诉讼与资产冻结。
这场持续数年的股权与治理纠纷，不仅拖累了贵州百灵的经营发展，也暴露出当前上市公司纾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权责不清、角色冲突与机制缺陷。在资本市场风险化解日益常态化的今天，如何明确纾困边界、保障公司治理独立性与股东权益平衡，仍是亟待各方思考的课题。而对于投资者而言，此类案例也警示：股权结构复杂、实控人高质押且陷入治理僵局的公司，往往隐藏着远超财务报表的深层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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